本報時事報道顧問、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王順安

　　孫偉銘和黎景全在明知醉酒駕駛可能對他人人身、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情形下，仍醉酒駕駛，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因而可以認定其主觀上是間接故意，而並非過失犯罪。

　　在刑法尚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按照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暫時對造成嚴重後果的醉酒駕車行為，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是合理的。在刑法對汽車社會中的醉駕進行相應規定前，這樣的判決是司法機關對公民生命、財產安全進行保障的個案體現，具有標志性意義。

　　現行刑法是在1997年進行修訂的，由於當時汽車時代尚未到來，因而對汽車安全問題預計不足，對酒後駕駛、醉酒駕駛的規定很難適應目前的需要。按照目前刑法對酒後駕駛的規定，只能按酒後肇事罪處罰，但這又僅限於過失犯罪，最重也不過是7年，處罰明顯偏輕。

　　在刑法對醉酒駕駛未做出明確規定前，將其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比較合理，但這樣就可能帶來處罰過重的問題。

　　死刑畢竟是一種不人道的『報應』刑罰，而無期徒刑則是一種『教育刑種』，而且只有『罪大惡極』纔能適用死刑。判處死刑的話，就談不上教育的作用了，只能起到威懾的作用。我贊成把『死刑』改判為『無期』。從教育角度處罰，對醉酒駕駛者不應頂格處罰，這也符合刑法寬嚴相濟的刑罰原則。

　　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生效判決對其他案件的裁判沒有當然的約束力，但是，孫偉銘案作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宣判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其標志性意義重大。應該從立法上盡快做出調整，以便在今後的案件中以相關法條作為明確依據，纔能避免已有的判決成為『判例法』，法院今後判決類似案件時纔能有法可依。

　　在刑法對汽車社會中的醉駕進行相應規定前，這樣的判決是司法機關對公民生命、財產安全進行保障的個案體現，具有標志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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