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記者了解，昆明的行政問責制始於2005年，其依據為《昆明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行政不作為問責辦法》，這個地方性法規規定了15種被問責的情形，如敷衍塞責、推諉扯皮，拖延不辦、頂著不辦等，問責方式有誡勉談話、責令作出書面檢查直至免職或者辭退等，僅2008年就有275名乾部被問責。

　　『行政問責制從本意來講是一種事後的監督制度，從對被問責人的處理結果來警示其他工作人員不要再犯錯誤，有一種事前預防功能。昆明的這種問責制好像有些事前監督的性質，這種明察暗訪後對公務員的處理方式，代替了公務員法和監察法的要求。』10月28日浙江大學法學院章劍生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探索行政問責制，究竟應該怎樣問責，國家應該統一標准，否則就搞亂了。

　　任何一種制度都應該有一個適用范圍，中國政法大學高家偉教授告訴記者，行政問責一般只對重大問題、重大決策、重大事故問責，制度創新要在規律內進行，不能影響大的法律框架。

　　蘇州大學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長沈榮華則有著自己的理解，他說，昆明行政問責制探索實質意義在於，它改變了以往官員只向上負責。結果導向的行政問責也要求官員層層對下負責。這也改變了行政部門的行政生態，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一個可操作路徑。

　　昆明的行政問責制度架構已經確立，昆明市紀委監察室軟環境建設辦公室主任宋曉林說，下一步將在打磨細化制度的同時繼續推行。

　　『昆明的行政問責制的動機是非常好的，但是問責形式需要深思。』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昆明行政問責的一些方式與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相衝突，比如公務員工作時間不在崗，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就有明確的處罰規定，昆明如果再搞一套處罰規定，就會重復，沒有必要。

　　那麼，從國家層面來看，怎樣的行政問責纔算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