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辦在公安部網站『寶貝尋家』欄目公布首批60個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來源的被拐兒童的信息以來，迄今為止，已有3名寶貝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三歲的華國抗(貴陽兒童福利院臨時給他起的名字)是第一個找到家人的寶貝。不過，相隔兩年之後，當初的一家五口，只剩了父親和他及小哥哥。在他被拐之後，傷心的母親帶著大哥哥棄父親而去，如今不知所蹤。

　　拐賣華國抗的人販王順蘭和丈夫正在等待法律的制裁。曾經令別人骨肉分離的他們，如今也在為與兒女的生離死別撕心裂肺。

　　11月12日下午，貴陽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王幫銀和兒子華國抗一起吹滅了生日蠟燭。兒子滿三周歲了，這是他第一次給兒子過生日。

　　王幫銀緊緊抱著兒子，喜極而泣。他不停地喚著兒子的小名：『小紅，小紅……』

　　華國抗默不作聲，眼神茫然。旁邊的人不斷提醒他喊『爸爸』。他扭過頭四處張望，終於忍不住大哭起來。

　　『孩子太小了，一年多沒見，都認生了。不過沒關系，過兩天就好了。』王幫銀說，他原以為這輩子再沒這樣的機會了。兩年前，不滿一歲的兒子被拐，從此音訊全無。直到不久前，他纔在貴陽兒童福利院裡見到了被警方解救的兒子。過完生日，他就要把兒子帶回家了。

　　此時，十幾公裡以外的一所民居裡，王順蘭正在家中奶孩子。她疲憊地靠在椅子上。女兒安靜地吸著她的奶，連日的痢疾讓小家伙變得又瘦又黃。

　　7歲的兒子圍著一輛玩具車上躥下跳。王順蘭把他拉過來，摸摸他頭上的傷口，嘆了口氣。她擔心孩子的傷勢，腦部神經的壓迫已經讓兒子左眼的視力急劇下降了。

　　前幾天是女兒一周歲的生日，一家人沒有過。王順蘭實在沒有精力，也沒有心情了。

　　這兩年，她和丈夫李東貴拐賣了十幾個孩子，華國抗只是其中一個。案發後，丈夫被關進貴陽市南明看守所等待公訴。因為女兒尚在哺乳期，她得以暫時取保候審。

　　兒子是王幫銀的命根子。他的老家在貴州省遵義市綏陽縣的一個山村裡。他曾經結過一次婚。然而，妻子還沒來得及留下一兒半女就去世了。家境貧寒的他難以再娶。年紀越來越大，香火眼看著難以延續。

　　直到2005年，家裡又給48歲的王幫銀說上一門親事。女方的丈夫去世，帶著兩個兒子。他當時還在寧波打工，接到電話後，立刻就回家結婚了。平時他靠種點蔬菜、烤煙養活全家人。

　　2006年，兒子出生了。王幫銀很開心，按當地習俗讓兒子隨了姑父姓，取名秦永紅。

　　兒子出生後，家裡的花銷又陡增了一筆。靠在家種地，王幫銀已經養不起這一家人了。兒子滿月後，王幫銀帶著全家人到貴陽打工。全家人擠在貴陽市小河區一間七八平米的出租房裡。他在建築工地當『背簍』(當地人對搬運工的稱呼)，每月掙個幾百元賴以生活。

　　這一年，王順蘭的兒子已經4歲了。1999年，21歲的王順蘭嫁給了19歲的李東貴。『他要房沒房，要錢沒錢。我就圖他對我好。』王順蘭說。

　　婚後，李東貴做保安，一個月工資350元。王順蘭挑著擔子沿街賣小吃，一個月也有幾百元收入。

　　看著兒子漸漸長大，王順蘭又想要個女兒。2007年10月，她取掉節育環。幾個月後，她如願以償地懷上了。

　　次年，孩子呱呱墜地。是個女兒。王順蘭心滿意足。

　　2007年10月的一天，王幫銀在工地乾活，妻子出門提水。15歲的繼子背著不滿一歲的華國抗，拉著6歲的弟弟在家門口玩耍。然後，他們不見了。門口只留下兒子的一雙鞋。目擊者告訴王幫銀，一個男人把3個孩子抱上摩托車就開跑了。

　　王幫銀和妻子癱軟在地。親戚們聞訊趕來，幫他們在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四處尋找。一個月的時間，花了7000多元錢，卻絲毫沒有線索。

　　那個騎摩托車的男人就是李東貴。由於王幫銀的大兒子年歲已長，李東貴當晚就把他扔在路上，只把兩個小的帶回家。過了幾天，他和王順蘭一起包車，把兩個孩子從貴陽市帶到了貴州省大方縣。

　　兩個孩子分別賣給了兩撥人販，李東貴得了兩萬多元錢。

　　一個月後，王幫銀的大兒子被警方送回來了。他說，人販子給兩個弟弟買了新毛衣和新皮鞋，換上就走了。

　　王幫銀徹底絕望了。每次在大街上，他看見別人抱著孩子，就忍不住想哭。他把兒子穿過的衣服、用過的奶瓶都扔掉，免得看了難受。

　　其實，王順蘭也經歷過這種失去親人的痛苦。1985年，王順蘭剛1歲的堂弟不見了。全家人心急如焚。當時纔7歲的王順蘭跟著大人們走遍了貴陽的大街小巷，最後也沒找到。

　　『長到現在，該是個大小伙了吧。』王順蘭說，她的嬸嬸至今念念不忘這個兒子。

　　今年3月，王幫銀的母親過世前還惦記著被拐的小孫子，含恨而終。隨後，傷心的妻子帶著大兒子離開了王幫銀。

　　從此，昏暗的出租屋裡只剩下王幫銀一個人熬日子。『活著沒勁啊，我每天就出去乾活，一天吞一碗米粉就打發了。』他說，這兩年的日子對他而言，就像噩夢一樣。

　　『這些人販真是該天誅！為了錢昧了良心。』王幫銀瞪著眼睛，恨恨地說。

　　『我真的不是為了錢。我只憑我的雙手吃飯。我做這些事，只是不想讓這個家散掉。』王順蘭說，2007年7月底的一天下午，李東貴帶了一個四五歲大的男童回家，說是朋友家的孩子。他讓王順蘭陪他一起把孩子帶到大方縣去跟人交易。

　　王順蘭拒絕了。李東貴威脅道：『你不幫我，自然有人幫我。你不幫我，咱們就離婚。』

　　王順蘭知道丈夫在外面已經有了一個情人。『我希望他和那個女人斷掉。我不想離婚。電視上都說，離婚對孩子的成長不好。』

　　王順蘭妥協了，從此開始參與丈夫的『生意』。

　　在李東貴眼裡，街上那些男童就是他的印鈔機。2008年11月，女兒滿月。夫婦倆想要給女兒辦一場隆重的滿月酒，但家裡經濟拮據。於是，李東貴迅速地去拐了一個男童。由於急於出手，所以他賤價處理，只賣了7000塊錢。

　　一場酒席花掉了兩千餘元。女兒風光滿月。

　　王順蘭說，從參與第一樁『生意』起，她就沒睡過好覺，常常夢到警察來抓，半夜驚醒。『要是被抓住，肯定是要坐牢的。那兩個娃兒怎麼辦啊？』

　　王順蘭最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今年6月，夫婦倆同時落網。她想到了死，一了百了，但懷中嗷嗷待哺的女兒和未成年的兒子又讓她割捨不下。

　　由於女兒尚在哺乳期，王順蘭被允許取保候審。

　　此時，華國抗已經在福建省福州市長樂縣的一個家庭裡生活了兩年。一對年輕夫婦以3.8萬元的價格將他買作自己的兒子傳宗接代。在這個家裡，華國抗有了『爸爸』、『媽媽』和兩個『姐姐』。他還學會了福州話。

　　當警方要將華國抗帶走時，他的養父母泣不成聲。華國抗也鬧著不肯走，用福州話大喊著『媽媽』。

　　『媽媽呢？媽媽在哪裡？』兩個月前，王順蘭的兒子從房頂上摔下來，昏迷了三天三夜，一醒來便要找媽媽。

　　『這兩個孩子都是離不了我的。』王順蘭說。隔一會兒，她就要給女兒喂一次奶。

　　現在，王幫銀一個人帶著兩個不懂事的孩子。11月12日，他換了一身新衣，去福利院接回了分別兩年的華國抗，同時回來的還有同時被拐的繼子。當天晚上，他為兩個孩子做了幾個菜。白菜、豆腐，還有肉。

　　『我不太會做，以前都是我老婆做。我在外打工，她在家洗衣做飯，照顧三個孩子。』王幫銀停頓了一下，說，『現在我一個人真是照看不過來。希望我老婆看到消息後也能回來，一家團圓。』

　　王幫銀心裡一直有個願望，就是一家人去拍張全家福。兩年前，還沒來得及去拍，孩子就丟了。尋人啟事上甚至連張兒子的照片都沒有。不過，去認領孩子時，王幫銀一眼就認出來了。『那臉型一看就是。』

　　如今孩子回來了，妻子卻又失蹤了。王幫銀的心願不知道還要等多久纔可以達成。

　　上個月，王順蘭帶著兩個孩子去拍了一張合影。相片裡，兩個孩子依偎著她，笑容天真。民警把照片捎給了在看守所裡的李東貴，因為李東貴很惦記兩個孩子。

　　李東貴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按照我國刑法，拐賣兒童3名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處死刑。他多次請求提審的警察幫他拍幾張孩子的照片給他看。警察用自己的手機拍了幾張。李東貴拿在手裡看了半個多小時仍不肯松手，邊看邊哭。他又懇求警察幫他捎一張子女的相片，可以放在身邊隨時看。

　　王順蘭也知道自己有罪。她想對那些受到傷害的家庭說聲『對不起』，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原諒。她還希望法官能允許她在監外服刑。她說：『怎麼判我都行，只要能讓我先親手把這兩個孩子帶大。讓我把他們教育好，別走我們的老路。要不然，我真是放心不下啊。』

　　王幫銀並不接受她的道歉，他希望法院重判人販子。他說：『那些人販子也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那他們拐賣孩子的時候，怎麼不替我們想想？』

　　再過幾天，王幫銀就要回老家了。他說：『老家更安全些，不容易丟孩子。』

　　王順蘭也在忙著搬家。『我不想周圍的人知道我們做過什麼，對我的孩子指指點點。』甚至，她對新鄰居都不肯告之全名，只稱自己為『小王』。

　　她更不希望警察來她家。『我對他們說，有事打電話就行了。我隨叫隨到，保證不跑。別老來我家，影響不好。』

　　她對兒子說，爸爸出去打工了。有一次，兒子還是在電視上看到了父親，跟她說：『爸爸被警察抓了。』她立刻呵斥道：『瞎說什麼！爸爸打工去了。』兒子也就不再提了。

　　『其實我知道，兒子都明白。他已經懂事了。但我真不希望在他心裡留下一點陰影，這不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她要求采訪過她的電視臺不能在電視上播放她的正面。『否則我就死給他們看，他們是要負責任的。』

　　她還一再央求記者替她去向法院求情，希望法院同意對她缺席審判，以免上電視，被兒子看見。

　　從『一拐』到『二拐』、『三拐』，再到各個中間人，到達收買人手中時，一個孩子的『價格』少則4萬元左右，多則七八萬。在暴利的驅使下，拐賣兒童犯罪日趨猖獗。一些犯罪團伙已經形成了從拐騙到運輸，再到販賣的產業鏈。  

　　對於買方而言，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只是其中一種理由。在一些富裕地區的家庭，買個孩子來養甚至成了一種新的『消費時尚』。這些都為人販子拐賣兒童提供了巨大市場。

　　從民間到政府，都在與拐賣人口犯罪進行艱苦的斗爭。與打擊犯罪同樣重要的是——讓寶貝回家。

　　徐俊是貴陽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偵大隊前大隊長，也是李東貴拐賣兒童案的主辦警官。據他介紹，李東貴在貴州省畢節地區大方縣共有兩撥『生意伙伴』，他通過誘騙或者盜搶拿到『貨』之後就會賣給他們。一撥是樊惠、彭世明，他們買了『貨』之後，帶到山東、河北轉賣；另一撥是通過吳青雲、謝明輝轉賣給孫艷、王松夫婦，再由他們帶到福建販賣。後來，孫艷向李東貴開出了更高的價碼。李東貴便直接賣『貨』給孫艷夫婦。

　　這些『生意伙伴』們把『貨』運到外省後，賣給當地的『分銷商』。然後，『分銷商』再通過各種中間人層層加碼，最終到達收買人手裡。

　　李東貴、王順蘭犯罪團伙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拐賣兒童產業鏈。李東貴和王順蘭是『一拐』。他們的『生意伙伴』是『二拐』。各地的分銷商則是『三拐』。從2007年到2009年，他們在貴陽市南明區、花溪區、小河區等地拐賣了二十幾個男童。華國抗只是其中一個。

　　在全國，還有許多這樣的犯罪團伙隱藏在社會的角落，隨時威脅著孩子的安全和家庭的美滿。

　　他們的『貨』就是那些少不更事的兒童。『貨』分大小，男童為『大貨』，女童為『小貨』。由於男童市場大，價格高，李東貴只賣『大貨』。

　　『貨』的『質量』也至關重要。每次交易前，買賣雙方都要驗『貨』。他們一起帶著孩子去醫院體檢。體檢的目的是要確定孩子的身體是否健康，功能是否齊全，有無遺傳病。體檢結果直接決定了孩子的價格，質優者價高，次則半價處理。

　　長途運輸是這個生意鏈中的難點之一。以前人販子怕孩子在路途中哭鬧，引人注意，就喂孩子吃安眠藥，讓其昏睡。但久而久之，公安對這種形式特別警惕。

　　如今，『二拐』買到孩子後，往往不急於出手。他們先把孩子放在家裡養一段時間，對其進行『洗腦』。他們培養這些孩子對自己的依賴感。他們讓孩子管自己叫『爸爸』、『媽媽』，抹去孩子對親生父母的記憶。被拐的孩子往往都是六七歲以下，受到驚嚇之後，記憶很模糊。人販子養了幾個星期之後，孩子就跟她特別親。

　　『這是為了長途運輸的安全性。如果一個孩子管一對夫妻喊爸媽，還有誰會去懷疑他們呢？』徐俊說。

　　6月29日，徐俊在大方縣解救了6歲男童張富龍。當時，張富龍剛剛被人販子謝明輝轉賣給了從河南來的人販子胡丙周。胡丙周帶著孩子去車站的路上被民警抓獲。當時，車站圍了很多人。孩子哭鬧著不跟警察走，說要等『媽媽』回來，還說出了『媽媽』的電話。民警一看，正是人販子謝明輝的手機號。原來，孩子和謝明輝生活了一年多，已經把她當成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到了公安局，孩子還時不時地問徐俊：『什麼時候能跟媽媽回家啊？』

　　在我國，對拐賣兒童犯罪的量刑起點是五年，拐賣兒童三名之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可判處死刑。然而，此類犯罪依然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促使犯罪分子鋌而走險的，是背後豐厚的利潤。

　　『一拐』以七千至一萬五的價格賣給『二拐』。『二拐』將孩子帶到外省後，加價到三萬左右賣給『三拐』。接著，再通過各種中間人層層加碼。每個中間人收取幾百到一千元的傭金。到達收買人手裡時，孩子的價格少則四萬左右，多則七八萬，且價格呈逐年上昇的趨勢。

　　人販子的成本只是幾百元的運輸費。李東貴花了三四百塊將華國抗從貴陽運到大方，以1.1萬元的價格賣給孫艷。孫艷再以兩萬餘元的價格將他賣到福建。通過5個中間人之後，最後以3.8萬元的價格到達收買人的手中。

　　其中，『一拐』、『二拐』的風險最大，利潤也最豐厚。被捕前，孫艷家正在蓋新房。一座二層小樓已經有了雛形。拐賣兒童讓她獲利7萬餘元。

　　被捕後，孫艷辯解說：『我賣孩子主要是為了幫別人，不是為了錢。在福建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特別嚴重。如果哪家沒有男孩，會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纔應他們要求，把這些男童介紹給他們。』

　　對此，徐俊不以為然：『這不過是人販子的詭辯。恰恰是高額利潤誘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在福建的中間人都是當地的媒婆。她們既給別人介紹對象，又給別人介紹孩子。她們都聲稱是為了做好事。難道她們真的不知道這是犯法嗎？我們去年抓了一個中間人，以前她就曾因為同樣的案子被判過刑。犯不犯法，她心裡清楚得很。只是這錢太好賺了，纔會有這麼多人這麼「熱心」。』

　　有買方，纔有市場，纔有利潤。雲南、貴州、四川是主要的兒童『拐出地』，而福建、山東、河北、廣東等是主要的兒童『拐入地』。

　　部分地區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十分嚴重，沒有男孩的家庭被認為絕門絕戶，受人恥笑。於是，他們就希望買一個傳宗接代，延續香火。還有些人相信，買一個男孩放在家裡，可以做一個引子，為家族帶來多子多福。

　　還有些富裕地區的家庭，買個孩子來養也成了一種新的『消費時尚』。這些都為人販子拐賣兒童提供了巨大市場。

　　被拐兒童的『合法化』又成了『助推器』。孩子被買來之後，花點錢就解決戶籍問題。『在農村，這並不是一件難事，各地有各地的辦法。』徐俊說。

　　『有些地方買孩子都成風氣了，當地的老百姓也不支持我們打拐。他們不僅不配合，甚至還抵觸，就更別說給我們提供線索。這就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徐俊深有感觸地說。

　　今年7月，徐俊帶隊去福建解救被拐賣的兒童。有個孩子被轉賣了7次，而中間人之間往往只是電話聯系，並不相識。警方稍有不慎，便會斷了線索，而當地群眾也三緘其口。無奈之下，貴陽警方只能請當地警察化裝成維修閉路電視的工人，挨家挨戶尋找到符合特征的男孩。其中，有個收養家庭知道警方要將孩子帶走，就提前把孩子轉移到浙江藏起來。經過警方反復做工作，纔不得不將孩子交出來。

　　『這些收養家庭對孩子確實傾注了感情。我們坐火車把孩子帶回貴陽。我們還沒到，有個養父就先坐飛機到了分局等著我們。他是真捨不得孩子啊。』徐俊說，『但是如果不切斷買方市場，這種犯罪就不可能斷絕。』

　　按照我國刑法，收買被拐賣兒童是有罪的。但刑法又規定收買孩子的家庭只要沒有虐待孩子，不阻礙解救，一般不予制裁。徐俊說，『實踐中還沒有對收買家庭進行處罰的，所以違法成本很低。同時拐入地也應加強戶籍管理，一旦發現可疑兒童就提取DNA樣本，也能讓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

　　不久前，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楊東表示，已經將這個問題向有關部門多次反映，正在積極地通過多種途徑穩妥地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盡快找回孩子。11月4日，貴陽市體育館，五個人身著印有『尋子聯盟』字樣的衣服，拉著一塊紅色廣告牌，上面印有他們失蹤了的兒子的照片和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們的孩子先後在貴州省安順市丟失。悲傷、怨恨、無助讓五個家庭走到了一起，形成安順尋子聯盟。他們去過湖南、浙江、上海、福建等10多個省份、直轄市。他們還曾到北京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並聯系媒體采訪。

　　全國許多地方都在形成類似的『尋子聯盟』。目前，已成規模的『尋子聯盟』主要在雲南、廣東、貴州和河南這四個省份。它們互相合作，互通消息。今年春節前，深圳尋子聯盟的家長在凱迪等多個網絡社區上發布帖子稱：他們願意懸賞百萬尋子，並承諾不管是買家還是人販子，只要能提供任何一個孩子的線索，賞金絕對兌現，且不追究其任何責任。

　　『這還不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麼？我們就想要孩子回來，什麼都不想再責怪了！』家長們無奈地說。

　　4月15日，廣東東莞100多對父母舉著『傾家蕩產、變賣家產懸賞1000萬買回愛子』的大橫幅走上街頭，沿途派發尋人啟事，聲淚俱下。他們希望能用這種激烈的方式引起社會關注。

　　目前民間的尋子聯盟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畢竟還是鳳毛麟角。警方依然是打拐尋親最可依賴的力量。

　　自從今年4月9日公安部開展打拐專項行動以來，截至10月28日，全國公安機關偵破各類拐賣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團伙982個，解救被拐賣兒童2169人，利用DNA數據比對確認298名被拐賣人員身份。

　　而有些孩子解救回來之後卻又找不到家人。貴陽市福利院就生活著幾個這樣的孩子。他們眼看著小伙伴們一個個地被家人接走。

　　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辦在公安部網站『寶貝尋家』欄目，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來源的被拐兒童的信息，迄今為止，只有3名寶貝找到家人。

　　『現在丟孩子的大多是些流動人口。他們的信息來源並不暢通。而他們又經常變更住所，當初立案的派出所甚至很難聯系上他們，無法讓他們來做比對。』徐俊解釋說。

　　今年4月，公安部已建成全國『打拐』DNA數據庫。父母和兒童分別有一個數據庫，全國聯網。只要在所在地抽血錄入即可，兩庫數據會自動比對得出結果，這不僅節約了尋親的成本，而且提高了尋親的效率。

　　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楊東表示，過去的打拐行動重在『打擊犯罪』，最終結果是看破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不法分子。『現在的理念不一樣了，破了案、抓了人還不夠，要「找回孩子」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