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 7月6日出版的《學習時報》刊載了題為《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理要有創新》的文章，現轉載如下：

　　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理要有創新

　　□張鋒

　　隨著我國進入社會轉型加速期，轉型社會下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加劇，社會結構深刻變遷。社會利益分化組合，利益主體出現多元化，利益群體逐漸顯性化，社會利益的衝突和矛盾空前尖銳和激烈，群體性事件將處於高發期。

　　筆者對近年爆發的有代表性的群體性事件進行歸納、分類和比較，力求找到不同類別的群體性事件不同的表現形式、發生的不同原因、參與主體身份的差異、事件導致的不同後果以及事件對制度變革的互動程度。第一類以瓮安事件(女學生死亡事件——信息的惡意傳播——影響惡劣、破壞嚴重事件)、隴南事件(市行政中心搬遷——拆遷戶上訪——缺乏有效溝通——爆發惡性的打砸搶事件)、孟連事件(膠農和橡膠企業的勞資矛盾——政府偏向企業——膠農利益得不到合理表達——與警方發生惡性對抗)等群體性事件為代表，這些事件我們稱為甲類。第二類以廈門『PX』事件(政府要在廈門建立PX重大化工項目——市民擔懮環境生態——環保專家與部分市民訴求政府——未果——散步——較理性解決)、上海滬杭磁懸浮工程事件(政府准備建設滬杭磁懸浮項目——市民擔心環境質量——散步——較理性解決)、重慶出租車『罷工』事件(長期不合理的出租車管理體制——在黑車、油價上昇等因素影響下——出租車司機集體休息——政府及時、主動溝通——理性解決)等為代表，稱之為乙類。

　　對兩類群體性事件做一個比較，會發現以下問題。其一，群體性事件發生區域不同。甲類多發生在縣城、郊區、農村，乙類發生在中心城市、特大型城市。其二，群體性事件訴求的主體不同。甲類多以農民、工人、拆遷戶為主，乙類是市民、中產階層等。其三，甲類表現形式是一種暴力、非理性的訴求，乙類是一種和平、理性的訴求方式。其四，後果影響不同。甲類造成較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社會後果，對黨和政府的形象產生較大的負面作用。乙類沒有導致太嚴重的政治、社會後果，以較和平的方式解決。其五，甲類的非理性處理和嚴重的社會後果沒有導致制度層面、法律層面的改進，沒有形成制度創新的契機，制度仍然處於不均衡狀態，乙類群體性事件個案的理性解決，但也沒有上昇到規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層面，促成新的制度產生。

　　基於兩類不同群體性事件的方式和導致的後果、影響，充分說明公民的政治權利的覺醒和公民意識的成長，以及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階層差距、職業差距、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極化程度。群體性事件爆發也折射了當前社會利益的復雜和利益矛盾的尖銳，也凸顯了我國公民利益協調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這是公民政治權利成長，利益表達渠道不暢，利益訴求方式不理性和簡單，政府管理模式滯後，政府和民間缺少溝通，以及制度供給不均衡導致的後果，促使公民使用『弱者的武器』。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9年我國將會面臨一個更加復雜、困難的經濟和社會形勢，一系列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民生問題疊加共振，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為防控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筆者以為各級黨政組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第一，要理性看待群體性事件，給公民更多的訴求渠道、方式和空間。群體性事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特定階段的一種正常現象，是公民利益訴求不暢的結果，黨和政府要以平常的心態處理，不能采取簡單化方式，上綱上線，應該理性對待群體性事件。其實，群體性事件不是個新問題，只是現在受媒介發達的影響和社會開明的推動，報道較多，給我們的印象好像是群體性事件是近期的產物。黨和政府只有以理性的心態對待群體性事件，纔能更好地處理相關矛盾，並找到事件背後的制度原因。

　　第二，要創新公民利益訴求的方式。乙類事件中，公民以『散步』、『購物』、『喝茶』和『集體休息』等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我們應該讓農民、工人等弱勢群體也可以通過『散步』、『喝茶』、『集體購物』等理性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利益。在上面兩類群體性事件比較中，筆者發現在大中城市，公民素質較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較強，參與和表達利益的方式也較理性，黨和政府要主動創新公民利益訴求的方式，讓公民在體制、法律的框架內表達訴求，盡可能減少公民利益訴求的『非理性』和暴力。

　　第三，要大力培育公民組織，培養公民精神。公民組織是培育弱勢群體的公民意識、民主精神、政治文化的主要載體和舞臺，公民以組織化的方式參與可以促進利益的選擇、整合、處理，提高利益訴求的質量和理性程度。同時，公民可以通過公民組織協調與其他群體之間的衝突。比如在雲南孟連事件中，如果衝突雙方都有自己的自治組織——假設是膠農協會和橡膠企業協會——那麼在膠農與膠農企業的利益發生衝突時，雙方可以通過各自的組織進行溝通協調，作為組織化的主體，雙方的行為將較理性，矛盾的關鍵點也很好疏通，同時也降低雙方的契約成本和信息成本，實現雙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要主動加強與民間的互動，努力形成政府與公民制度化的溝通機制。公民通過公民組織與政府對話、談判和溝通，努力形成制度化參與公共政策的機制，構建一種『回應型』的制度產生機制。這既是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尊重，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必須。如在甘肅隴南事件中，政府做出市行政中心搬遷的決定後，可以先和相關的自治組織、利益群體進行溝通，把市政中心搬遷的原因、要求及相關善後政策進行通報，傾聽它們的意見，聽取它們的心聲，爭取它們的支持和理解。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民間組織進行社會動員，降低成本和風險，也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

　　第五，要以處理群體性事件為契機，推動制度領域的變革和創新。群體性事件的爆發，表面上看是環保、失地農民、大拆遷補償、侵犯公民權益等個案原因，其根源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各方面長期存在的制度性、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結果。而兩類群體性事件處理，不管是較理性的處理還是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後果，都沒有導致制度層面、法律層面的改進，沒有推動制度創新，制度仍然處於不均衡狀態。對群體性事件的理性處理，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個案的層面上，要借助群體性事件的處理來反思我們的法律、法規、制度、體制和機制，爭取主動了解民意，以此為契機，促進制度均衡和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