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上海市光復西路，古老的蘇州河畔，一棟灰白相間的三層小樓安靜地立著。屋頂的飛檐直指碧藍的天空，寧靜中透著一股神秘———這裡，就是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所在地。

 　　從『哈爾濱林松嶺死亡案』，到酒後駕車肇事案，再到『上海6.27閔行樓盤倒覆事件』，香港億萬富翁遺囑風波……在這些曾引起全國轟動的案件的鑒定現場，總有司鑒所鑒定人員忙碌而專注的身影。近日，記者獲准走進了這個神秘的地方。在法醫學專家的講述下，那些備受社會關注的重大事故的鑒定過程及內情被一一披露……

　　2008年10月11日，發生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林松嶺死亡』事件引發了全國關注。很快，一段『現場全程監控錄像』出現在網上，瞬間引起了軒然大波。視頻中，幾個年輕人因口角在哈爾濱市糖果酒吧門口發生斗毆，其中一名當事人林松嶺當場死亡……事件在全國引起高度關注和熱議，譴責聲、質疑聲———各種坊間流言使案件疑霧重重。

　　當黑龍江省公安廳的電函傳來時，法醫病理學研究室主任陳憶九正和往常一樣埋頭寫著鑒定報告。傳真機突然的運轉聲將他從眼前的工作中拉了出來———電函上寫著：『現聘請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陳憶九研究員參與「林松嶺死亡案件」的鑒定工作。』

　　自1997年進入司鑒所至今，陳憶九從事法醫工作已有12年。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專業法醫，陳憶九對發生在哈爾濱的轟動案件始終保持著高度關注。此次，應林松嶺家屬的強烈要求，黑龍江省公安廳分別向江蘇省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顧曉生、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閔銀龍及陳憶九3位法醫專家發出了鑒定聘請書，邀請他們參與整個鑒定過程。

　　陳憶九隨即趕赴哈爾濱。在黑龍江省公安廳仔細研究了所有材料後，他在解剖室第一次看到了林松嶺的屍體。

　　經初步對林松嶺體表檢驗發現，其屍體表面有多處傷痕，而頭面部的傷痕尤其明顯。經驗告訴陳憶九，致命傷一定是在腦部。在打開頭骨後他發現，林松嶺的蛛網膜下腔有血塊，同時伴有大腦腫脹現象。林松嶺側腦室中的積血也很清晰。『在正常情況下，側腦室是不應該有血的。』陳憶九告訴記者。

　　在經過初步分析後，陳憶九等7位法醫專家對屍體進行了全面的解剖取材。第二天，他們將相關器官組織、尿液等樣本帶回了在上海的司鑒所，來進行更微觀層面的檢驗分析。

　　專家們從病理學、毒物化學兩方面分別進行了檢驗，並對大腦切片進行了著重觀察，判斷死者生前是否有腦部自身病變。陳憶九解釋道：『單純憑肉眼，只能看出有蛛網膜下腔出血。但一些年紀大的人，血管本身就很脆弱。只要稍許的外力，也會造成其病理性的蛛網膜下腔出血。所以，必須在顯微鏡中進一步觀察。』

　　經過宏觀的判斷和微觀的分析，專家們最終確定，林松嶺體內沒有毒品但有微量的酒精，系頭面部受鈍性外力作用，致使蛛網膜下腔出血死亡。

　　與此同時，司鑒所法醫臨床學研究室主任范利華也接到了來自哈爾濱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的委托電話，邀請她對兩名受傷警察進行損傷情況鑒定。翌日，她便攜助手奔赴哈爾濱。

　　因為『警察』這一特殊的身份，事件中幾名警察的傷勢鑒定結論受到了大量的質疑。范利華使用同一機器，對兩名警察的受傷部位進行重新拍片。經過詳細的比對，確定了初次鑒定時的攝片結果是真實可信的。

　　在觀察王金剛(受傷警察之一)面部CT片時，細心的范利華發現，他面部雖有骨折的地方，但骨折處周圍的軟組織並沒有損傷現象。憑借著豐富的技術經驗，范利華推斷這一定是陳舊性損傷。王金剛鼻骨和上頜骨處的疤痕恰好證實了范利華的推斷。

　　另一爭議集中在『王金剛肋骨的骨折情況』。他究竟斷了幾根肋骨？此前的數據前後並不一致，這不免使網友對鑒定的公正性提出了質疑。作為專業的法醫師，范利華排除網絡輿論的乾擾，對王金剛進行了多角度拍片，360度全方位地再現了肋骨的受傷情況。

　　經過全面細致地鑒定分析，專家們最終確定，王金剛右胸有4根肋骨骨折，屬輕傷；另一名警察李鑫宇左眼眶內壁骨折、鼻骨骨折，屬輕傷。

　　司鑒所專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高超的科技水平，凝結成了一個權威結論。這個結論得到了社會的普遍信任以及法院的采納，為案件的定性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酒後駕車已成為我國交通事故中的『頭號殺手』，嚴重威脅著人的生命安全。每年，許多鮮活的生命因此而喪生車輪。今年6月30日，在江蘇省南京市發生的一起車禍給國人留下強烈的視覺衝擊：一名酒後駕車的肇事司機竟然連撞9名路人，造成5人死亡4人受傷的慘劇，其中還有一名孕婦。現場慘狀令路人不忍卒睹。

　　在城市機動車猛增的今天，酒後駕車早已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上了酒桌，只要端起酒杯，難免『一杯又一杯』。酒後駕車也因此屢禁不止。正是僥幸心理的作怪，使得一個個血的教訓由此釀成。

　　雖然近年來警方對酒後駕車行為的打擊力度越來越大，然而，作為交警判罰依據的血液中酒精濃度，在實際操作中卻是困難重重。警方在實際運用時發現，從酒後駕車事故發生到警察取證，之間往往要經歷兩到三個小時。由於不能立即對當事人進行酒精濃度測試，最後測出的結果往往會低於肇事時的酒精濃度，這不但給量刑判罰造成了麻煩，也無法使肇事者受到應得的懲罰。

　　『我只喝了一口酒！』2007年3月，司鑒所毒物化學研究室來了兩名交警和一名交通肇事者。1小時前，交警剛對他進行了血液酒精濃度測試，數據顯示他屬於醉酒駕駛。但肇事者卻堅稱自己只喝過一點酒，只是在撞車後為鎮痛，女友給他喝了一盎司威士忌，這纔導致體內酒精濃度那麼高。為使判罰更加准確，交警帶著他來到了司鑒所。

　　『只喝了一口酒？這種借口在前兩年或許還能蒙混過關，現在可沒那麼容易嘍。』毒化研究室主任卓先義告訴記者。

　　早在2004年，司鑒所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按照中國人傳統習慣，對95位志願者進行測定。研究發現，人體血液中的酒精濃度會在一定時間內達到最高值，並且這一數值會隨個人體重、飲酒量的不同而改變。研究人員因此得出了體內酒精濃度的回推公式。

　　根據這一結論，研究人員對肇事者的體重及一盎司威士忌的酒精濃度進行了測量，最終推算出，肇事者不但喝了一盎司威士忌，而且在事故發生前，至少已經喝過3瓶啤酒。在鐵證面前，肇事者低下了頭。

　　司鑒所這一研究成果為交警准確判罰提供了科學依據，上海公安局交警總隊更是將其納入了2008年的《機動車駕駛員駕車時血液中酒精閾值與測試方法》，作為上海市的血液酒精濃度推算的地方標准。

　　司鑒所的鑒定人員，每一個都可算是『科技神探』。那些看似蹊蹺的案件，在他們的努力下總能柳暗花明。這些平均年齡不到40歲的鑒定人員，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充分展示了年輕的活力。

　　CT虛擬解剖是近年來法醫病理學研究室的又一大收獲。研究員張建華告訴記者，這種對屍體進行影像性檢查的手法在全國尚屬首創。

　　CT虛擬解剖很好地化解了這一矛盾。它就像給人體做核磁共振一樣，通過給屍體全身『拍片子』，一些身體內部損傷出血的情況都可以在CT圖像上一目了然，為死者死因鑒定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

　　2008年大年初四凌晨，上海市普陀區真南路上一輛桑塔納出租車撞死一名女性。因事發時天色昏暗，而事發路段沒有路燈和攝像頭，所以交警無法判定死者是受到撞擊後被碾壓，還是在受撞擊之前已遭不測。由於死者的丈夫堅決不同意做屍體解剖，而屍表檢查發現的車輛碾壓傷，僅可認定事故車輛確實曾從死者身體上碾壓過。案件偵破因此陷入僵局。

　　此時，司鑒所的鑒定人員建議，對死者進行CT虛擬解剖，既尊重死者家屬的意願，又可助交警偵破案件。方案得到家屬及交警的一致認可。鑒定人員連夜聯系了上海市仁濟醫院，安排為屍體全身做核磁共振。

　　結果顯示，死者全身多處骨折，其中第4、5根腰椎的骨折是由於重力撞擊所致。結合車輛痕跡特征最終認定，事發時死者正蹲著身體，遭受車輛撞擊後被卷入車底並被碾壓致死。這一鑒定結果使案件終於水落石出。

　　『司鑒所替我完成了此生最大的心願啊！』六旬老人徐福根眼含熱淚對記者說。

　　老徐是江蘇省一位普通退休工人。多年來，他的枕頭下始終放著一張4歲男孩的照片。經過三十多年的磨損，照片早已泛黃。照片上的男孩是老徐的長子。4歲那年，因為老徐的失誤，活潑可愛的兒子不幸被人販拐走，從此杳無音訊。這張照片就成了老徐與兒子『交流』的惟一方式。終日自責內疚的老徐日夜盼望著能找回失蹤多年的兒子。

　　一天，老徐看到報紙上登了一篇父子重聚的報道，主人公的情節跟自己的遭遇頗為相似。老徐由此受到啟發，在多家報紙上刊登了尋子啟示，盼望著在有生之年能與親人團聚。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河南農民王俊的來信，讓他燃起了一絲希望。王俊在信上說，自己的身世酷似老徐多年前失蹤的兒子。老徐聞訊准備趕赴河南。不曾想，天有不測風雲，還沒等兩人見面，王俊就不幸因病去世了。好不容易覓得的尋親線索眼看著就這樣斷了，老徐再次陷入了絕望。

　　2007年，徐福根了解到司鑒所曾成功受理過多個基因鑒定案件，便來到了司鑒所。仔細訊問後他得知，只要王俊妻子還在，並留有後代，就能鑒定出他倆是否是父子關系。老徐聽聞，連夜趕到河南，將王俊的妻子和一雙子女接回上海。

　　據了解，利用基因分型技術鑒定親子關系在目前較為普遍。但實際上，這項技術的應用范圍非常狹窄。直到現在，這項技術幾乎全部集中於父輩與子輩之間的親子鑒定。從科學上說，每個人的基因型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因此只要依據這一規律便能判定兩名被鑒定人之間的關系。然而，祖孫輩因隔代，兩者的基因不存在直接關聯，這讓鑒定的復雜性陡然上昇。如何鑒定祖輩與孫輩是否存在血緣關系，始終是世界上基因鑒定的一項難題。

　　然而，經過孜孜不倦的技術探索，司鑒所在這一領域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地位。他們通過對大量基因鑒定實例的分析，總結出了一套成熟可靠的推算公式。這套司鑒所獨有的推算公式成為了解決祖孫隔代親子鑒定這一世界性難題的關鍵。

　　鑒定人員分別提取了王俊妻子、王俊兒女及老徐夫婦的血樣。接著，他們對王俊妻子及兒女的血樣進行基因提取。隨後，通過分析基因中的常染色體，引入推算公式，將子女基因中母親的基因成分排除，從而獲得了其父親王俊的基因型，再將其與老徐夫婦的基因型比較，很快就有了結果：王俊確實是老徐三十多年前失散的兒子。

　　接過鑒定書，老徐激動之情溢於言表，他將一雙孫兒緊緊擁在懷裡———那一刻，在場所有人都為之動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司鑒所在血樣、毛發、石蠟切片組織等微量物證的基因鑒定方面，也屢破技術難關，始終保持著行業領頭羊地位。

　　要問2000年的香港哪條新聞最轟動，一定會有人想起『億萬富翁真假遺囑之謎』。

　　已故的蔡晶明是個縱橫股票行多年的股壇老手，但生性吝嗇的他從不露富。誰都想不到，每月都領社會救濟金的老翁竟會是個擁有億萬財產的富翁。

　　1999年，蔡晶明不幸去世。當親人尚沈浸在悲痛中時，他的『同居妻子』莫杏婉突然拿出了老人的遺囑。遺囑中，老人表示將全部財產留給這個『同居妻子』。

　　莫杏婉告訴眾人，這份遺囑是她按蔡晶明的意願代為書寫，並由蔡晶明本人簽名認可的。聽到這一消息，蔡晶明的胞弟蔡國祥驚愕不已，他怎麼都不相信，大哥會把財產全部留給一個外人。他四處聘請專家對遺囑的真偽進行鑒定。雖然每位專家都對遺囑產生過懷疑，但鑒定結果都顯示遺囑確系由富翁本人簽名。

　　一時間，這張人見人疑的遺囑在香港引起了軒然大波，各大媒體爭相對這起『領取社會救濟金的隱形富翁的億萬遺產案』進行報道。

　　就在蔡國祥一籌莫展之際，他的律師找到了司鑒所刑事技術研究室主任楊旭，邀請他對遺囑進行鑒定。

　　『遺囑寫在一張極為普通的銀行存款單的背面。』楊旭仔細研究了遺囑的原件，感覺遺囑內容與遺囑人簽名的位置顯得極不協調。

　　問題出在哪裡呢？楊旭意識到，要解開謎團，必須另闢蹊徑。『答案一定在這張書寫遺囑的紙中。』他用放大鏡仔細地觀察了每個字，發現不過百字的遺囑中，有個別字的墨跡有化開現象。特別是『同居妻子』中的『妻』字，墨跡化開特別嚴重，甚至可以透過紙張背面看到輕微的印跡。這一看似尋常的現象卻引起了楊旭的強烈懷疑。

　　幾天後，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案件。莫杏婉當庭對遺囑的形成過程進行了陳述。她聲稱，在蔡晶明答應讓她繼承全部財產後，她便隨手撕下一張銀行存款單，在背面按蔡晶明的意思寫下『全部財產留給我的同居妻子』，並讓他簽名。隨後，由她親手折疊並保管。

　　如果按照莫杏婉的說法，這份遺囑應該是先寫後折疊的，然而，楊旭憑多年的文件鑒定經驗推斷，這是張先經過折疊，而後纔被寫上字跡的紙。『紙張一旦經過折疊，表面的保護層就會遭到破壞，這樣紙張折疊過的地方，墨跡就會化開。』

　　楊旭當庭對遺囑的紙張、書寫工具進行了鑒定，並做了詳盡的解釋，充分證明莫杏婉對遺囑形成的陳述是在撒謊。案件審理至此，真相似乎已經水落石出了。

　　誰知兩個月後，香港高院大法官稱，他對鑒定過程中的一個細節無法判斷，請楊旭再次去港出庭。法庭上，大法官拿出12張濃淡不等、載有各種字跡的紙張，要求他當庭辨認，哪幾張是先折後寫的，哪幾張是先寫後折的。『這一鑒定的成敗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取得大法官的信任。』楊旭知道，只要有一份材料辨認錯誤，案件就無法圓滿了結。

　　整個法庭都屏息凝神，等待著結果。整整大半天，憑借著一個放大鏡和高超的鑒定技術，楊旭對12份材料一一作出鑒定，其結果簡直『神』了：全部准確無誤，完全符合只有大法官一個人心知肚明的折、寫次序。

　　大法官當即宣布對遺囑內容不予采信。所有在場的當事人和律師也對這一鑒定結果口服心服。

　　始建於1951年的司鑒所，歷史上曾分別隸屬於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司法部、公安部；1960年因故撤銷，1983年經國家科委批准正式復建，2003年被司法部確定為國家司法鑒定人繼續教育基地；主要負責對各地送檢的重大案件中的疑難問題進行科學技術鑒定，同時承擔著司法鑒定技術研究及專業人員培養的任務。

　　五十多年的風雨滄桑，二十多年的艱苦創業，司鑒所走過了簡單卻不平凡的崢嶸歲月。低調做人，高調做事。歷經多年的穩步發展、開拓創新，司鑒所已經發展成一個有規模、管理規范、享有聲譽的司法鑒定機構。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司鑒所就像一本精彩的歷史書，用嚴謹、規范、獨立、公正的筆觸書寫著司法鑒定領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